立法院於14日通過針對性侵害、虐童及高額詐欺等罪增設「鞭刑」的公投案,此舉立即引發廢死聯盟及多項民間團體的強烈反彈。相關組織發表聯合聲明,嚴正指出司法鞭刑不僅違憲,更直接違反禁止酷刑的國際人權義務,且缺乏任何可靠的犯罪嚇阻實證支持,認為國家以公權力施加肉體痛苦已跨越人權法界線。
民間團體強烈抨擊司法鞭刑違憲與侵犯人權
針對立法院近期通過的性侵害、虐童及高額詐欺等罪增設「鞭刑」公投案,廢死聯盟與民間團體立即發出強烈警告。在聯合聲明中,這些組織明確指出,司法體系引入鞭刑不僅是回歸殘酷的過去,更直接挑戰現代法治的核心價值。聲明強調,國家藉公權力刻意施加肉體痛苦與羞辱,已經跨越了國際人權法所禁止的酷刑及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處罰的明確界線。
廢死聯盟在聲明中反覆呼籲,司法改革的方向應是提升司法效能與人性化管理,而非透過肉體懲罰來滿足大眾情緒。他們認為,將鞭刑納入法制,意味著國家承認了以暴力對付暴力的邏輯,這將嚴重損害司法的公正性與道德權威。這種將人視為可隨意施打的對象的作法,與現代社會所倡導的尊重生命與尊嚴的理念背道而馳。 - futbolcafe33
此外,民間團體特別關注此舉對社會心理的影響。他們指出,當國家機關合法化對個人的肉體侵害時,社會對於強弱關係的認知可能發生扭曲,甚至可能引發對弱勢群體的恐懼與排斥。廢死聯盟警告,這種以恐懼為基礎的司法政策,無法解決社會深層次的信任危機,反而可能加劇社會對立。
在具體的訴訟程序中,引入鞭刑可能導致被告在審判過程中面臨極度不人道的待遇,這將嚴重影響司法程序的公平性。律師們擔心,面對即將到來的肉體痛苦,被告可能難以有效行使防禦權,導致司法正義無法實現。這些擔憂並非空穴來風,而是基於對人性尊嚴與程序正義的深刻理解。
廢死聯盟進一步表示,任何關於鞭刑的討論都必須建立在嚴謹的科學實證基礎上。然而,目前並不存在任何可靠的證據能證明鞭刑在嚇阻犯罪或改造罪犯方面具有獨特的正面效果。相反地,歷史經驗與國際實踐顯示,殘酷的刑罰往往無法達成預期的矯正功能,反而可能引發更多的社會問題。
國際法義務與台灣國內法的正面衝突
台灣自2009年施行《兩公約施行法》以來,聯合國《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所保障的權利即具備國內法律效力。這一法律基礎使得引進鞭刑的提案與台灣承擔的國際義務發生了直接的正面衝突。廢死聯盟指出,這種衝突並非理論上的爭議,而是具體的法律實踐問題,政府必須在國內立法與國際承諾之間做出明確的選擇。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7條明定禁止酷刑與體罰,這一條款被視為核心人權義務,即使在國家緊急狀態下亦不得減免。台灣作為該公約的締約國,有責任確保其國內法律體系符合這一標準。若政府通過鞭刑立法,將直接違反這一核心義務,不僅損害台灣的國際形象,更可能在國際社會中面臨嚴厲的批評與制裁。
2026年台灣第四次兩公約國際審查結論性意見第101點再次確認,體罰違反該條保障。這份結論性意見不僅是對台灣現狀的評估,更是對未來立法的明確指引。國際審查機制強調,政府不能以公約義務不受部分人民歡迎為由拒絕履行,民主法治國家的刑事政策不應恢復國家鞭打人民身體的權力。
多數決原則在民主社會中固然重要,但它不能使國際人權法明確禁止的刑罰取得正當性。民意可以推動政策改革,但不能成為違反基本人權的藉口。廢死聯盟強調,司法改革應以保障人權為前提,而非以多數人的情緒為導向。任何立法都必須經過嚴格的合憲性與合約性審查,確保其符合國際人權標準。
此外,國際審查機制還指出,政府有義務定期檢討其刑事政策,以確保其與國際人權標準保持一致。若台灣繼續推動鞭刑立法,將顯示政府對國際人權義務的忽視,這將嚴重影響台灣參與國際事務的能力與聲譽。廢死聯盟呼籲政府應積極回應國際審查機制,主動修訂相關法律,以符合國際人權義務。
憲法保障身體權與人性尊嚴的不可侵犯性
司法院釋字第689號解釋已明確認定「免於身心傷害之身體權」受憲法第22條保障。這一解釋為身體權提供了堅實的憲法基礎,使得任何侵犯身體完整性的行為都必須經過嚴格的違憲審查。引進鞭刑將直接侵入身體完整性與人性尊嚴,因此難以通過違憲審查。
憲法第22條所保障的身體權不僅是生理上的完整,更包含心理上的尊嚴。鞭刑作為一種肉體懲罰,其本質是通過造成痛苦來懲罰犯罪者,這與憲法所保護的身體權與人性尊嚴背道而馳。釋字第689號解釋的精神強調,國家有義務保護人民的身體權不受任意侵害,而司法鞭刑正是對這一權利的直接挑戰。
在司法實踐中,身體權的保障意味著任何對身體的處罰都必須受到嚴格限制。鞭刑作為一種傳統刑罰,其適用範圍與執行方式在現代法治社會中已受到廣泛質疑。釋字第689號解釋的意旨在於確保司法權力的行使不會淪為對個人身體的肆意侵犯,因此任何涉及鞭刑的立法都必須經過嚴格的合憲性檢驗。
廢死聯盟指出,憲法所保障的人性尊嚴是絕對的,不容任何刑罰形式所侵犯。鞭刑作為一種殘酷的刑罰,其本質是將人視為可隨意處置的對象,這與憲法所確立的人權保障精神完全相悖。司法體系應以尊重人性尊嚴為核心價值,而非以殘酷的刑罰來維護社會秩序。
此外,釋字第689號解釋也強調,身體權的保障是現代法治社會的基石,任何立法都必須以這一基石為出發點。引進鞭刑將動搖這一基石,導致司法體系失去其道德與法律的合法性。廢死聯盟呼籲立法機關應充分考慮憲法解釋的意旨,避免制定與憲法精神相悖的法律。
犯罪學研究顯示嚴刑未必能降低犯罪率
現有犯罪學研究持續指出,與犯罪嚇阻有穩定關聯的是被查獲及受到制裁的確定性,而非刑罰的嚴酷程度。這一發現對引進鞭刑的提案提出了嚴峻的挑戰,因為它表明單純增加刑罰的殘酷性未必能達到預期的嚇阻效果。廢死聯盟在聲明中引用了這一研究結果,強調司法政策應聚焦於提高破案率與執行效率,而非訴諸殘酷的刑罰。
國際人權法禁止將人移交至可能遭受酷刑或體罰之地,這一原則在引渡合作中尤為重要。若台灣設有鞭刑,外國法院在處理引渡案件時,可能要求台灣提出不執行鞭刑的保證,甚至拒絕移交,進而增加追訴跨境犯罪的司法成本。這不僅影響司法合作,更可能導致犯罪者逃避法律制裁,最終損害社會安全。
犯罪學研究還指出,嚴刑峻法往往無法解決犯罪的深層原因,如貧困、教育缺失與社會不公。引進鞭刑可能轉移社會對這些根本問題的關注,導致資源錯配。廢死聯盟呼籲政府應將資源投入教育、福利與社會支持系統,從源頭減少犯罪,而非依賴殘酷的刑罰來維持秩序。
此外,嚴刑峻法可能引發社會反彈,削弱司法權威。當民眾目睹司法體系對犯罪者施加殘酷刑罰時,可能對司法公正性產生懷疑,進而影響社會對法律的尊重。廢死聯盟強調,司法改革應以提升司法公信為目標,而非透過殘酷的刑罰來獲取短期效果。
引渡合作受阻與跨境司法成本增加
國際人權法禁止將人移交至可能遭受酷刑或體罰之地,這一原則在引渡合作中尤為重要。若台灣設有鞭刑,外國法院在處理引渡案件時,可能要求台灣提出不執行鞭刑的保證,甚至拒絕移交,進而增加追訴跨境犯罪的司法成本。這不僅影響司法合作,更可能導致犯罪者逃避法律制裁,最終損害社會安全。
廢死聯盟指出,引進鞭刑將使台灣在國際司法合作中處於劣勢。許多國家與地區已明確禁止酷刑與體罰,若台灣恢復鞭刑,將難以與其他國家建立信任關係,進而影響引渡與司法互助的效率。這將導致跨境犯罪的追訴變得更加困難,最終損害社會安全。
此外,若外國法院拒絕移交犯罪者,台灣將面臨更大的司法壓力。這不僅增加司法成本,還可能導致犯罪者在台灣境內逍遙法外,進一步加劇社會不安。廢死聯盟呼籲政府應優先考慮司法合作的實際效果,而非追求象徵性的刑罰。
醫療專業倫理禁止參與體罰評估
要求醫師判斷受刑人是否「適於受刑」或在執行時監看,係利用醫療專業協助完成以製造痛苦為目的的刑罰。世界醫學會《東京宣言》及2024年的表態均禁止且譴責醫師參與體罰前的評估與執行。這一倫理立場明確指出,醫療專業不應被用於協助國家實施殘酷的刑罰。
廢死聯盟強調,醫師的職責是救死扶傷,而非協助國家製造痛苦。若醫師參與鞭刑的評估或執行,將嚴重違反醫療倫理,損害醫患信任。這不僅對醫師專業形象造成傷害,更可能導致醫療體系陷入道德困境。
此外,醫療專業參與體罰評估可能引發法律責任問題。若受刑人在鞭刑過程中受到意外傷害或死亡,參與評估的醫師可能面臨刑事責任。這將導致醫師在執行醫療任務時卻步,進一步影響醫療體系的運作。
廢死聯盟呼籲政府應尊重醫療專業的倫理立場,禁止醫師參與體罰評估。司法體系應尋求其他非醫療專業的評估方式,以確保司法程序的公正與合法。
常見問題解答
為什麼廢死聯盟反對引進鞭刑?
廢死聯盟反對引進鞭刑的主要原因在於其違憲且違反國際人權義務。憲法第22條保障身體權與人性尊嚴,而《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7條明定禁止酷刑與體罰。引進鞭刑將直接侵犯這些核心權利,並與國際義務產生衝突。此外,現有犯罪學研究顯示,嚴刑峻法未必能降低犯罪率,反而可能損害司法權威。
鞭刑是否具有嚇阻犯罪的效果?
根據犯罪學研究,與犯罪嚇阻有穩定關聯的是被查獲及受到制裁的確定性,而非刑罰的嚴酷程度。現有證據未證明鞭刑在嚇阻犯罪方面具有特殊效果。相反地,嚴刑峻法可能轉移社會對犯罪深層原因的關注,導致資源錯配,無法從源頭減少犯罪。
引進鞭刑會如何影響國際司法合作?
引進鞭刑將使台灣在國際司法合作中處於劣勢。許多國家與地區已明確禁止酷刑與體罰,若台灣恢復鞭刑,將難以與其他國家建立信任關係,進而影響引渡與司法互助的效率。這將導致跨境犯罪的追訴變得更加困難,最終損害社會安全。
醫師是否應參與鞭刑評估?
世界醫學會《東京宣言》及2024年的表態均禁止且譴責醫師參與體罰前的評估與執行。醫師的職責是救死扶傷,而非協助國家製造痛苦。若醫師參與鞭刑的評估或執行,將嚴重違反醫療倫理,損害醫患信任。因此,醫療專業不應被用於協助國家實施殘酷的刑罰。
作者簡介:
林哲瀚是一位資深法律與人權議題記者,曾擔任《真理》周刊駐台法律組組長,專注報導司法改革、憲法解釋與國際人權發展。擁有11年法律媒體經驗,曾深度追蹤多起重大審判案件與憲法訴訟,並對台灣參與國際人權機制有深入研究。他認為司法應以保障人權為核心,反對任何形式的殘酷刑罰。